數字化發展三部曲之一
“十四五”期間數字化發展路徑思考
中央“十四五規劃”與“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建議提出 “數字中國”概念。2021年3月11日的中央政府工作報告進一步提出了“加快數字化發展，打造數字化新優勢，協同推進數字產業化和產業數字化轉型，加快數字社會建設步伐，提高數字政府建設水平，營造良好數字生態，建設數字中國。”同時，一些數字化發達省份提出更為前瞻性與引領性的發展思路，如浙江強調通過大力推行數字化改革來確保浙江成為“全球數字變革高地”，上海提出要打造“國際數字之都”、福建設定要成為“數字應用第一省”的目標等等。
可以說，經過“十三五”期間的快速發展，中國的數字化發展全面進入快車道，在全球的領先優勢進一步凸顯，并將在“十四五”期間進一步加速。我們預計，到2025年，全球廣義數字化增加值規模將增至45萬億美元，占全球GDP比重將增至45%，中國的數字化規模將達到全球的25%左右。
在經歷了“十三五”期間數字化發展多點開花之后，中國要能在“十四五”期間繼續保持全球數字化發展優勢與樹立標桿地位，必須要著眼于全球思維與頂層設計，重視系統、效能與均衡的原則。為此，我們提出了“十四五”期間數字化發展應重視的十條原則，其組成了系統化的中國數字大廈。
其中，“數字視野”決定數字大廈的高度；“數字頂層”決定大廈的主體設計；“數字構架”是大廈的四粱八柱；“數字痛點”解決了數字大廈的功能問題；“數字基礎”與“數字安全”是數字大廈的根基；“數字效能”是對數字大廈能力的衡量；“數字邊界”與“數字平衡”是數字大廈的社會屬性要求；“數字標準”是數字大廈建立的標準與對外輸出準則。
一、數字視野——把握數字化發展趨勢與發展版圖
中國為了在未來能夠繼續引領全球數字化發展，首先要具備數字化發展的全球視野，掌握當前與預見未來數字化技術發展趨勢以及數字經濟與數字社會發展走向。形象的說，數字視野的寬廣程度決定了中國數字大廈的高度。從數字技術看，人工智能勢必將是數字化依托的基本工具，量子計算將是數字技術發展下一次飛躍，人機深度互動是數字應用的下一階段突破方向。從數字經濟發展來看，數字將成為經濟的核心生產要素。另一方面，數字化對社會的滲透不是無限，對數字隱私的規范與重視將導致數字邊界不斷清晰與嚴格。
同時，需要重視分析與布局全球新的數字版圖。全球傳統經濟模式具有三元特征，即歐美為全球主要消費中心，東亞為主要制造中心，其他地區為主要原料來源地。美歐日（G3）是全球三極。然而，數字化時代，經濟向中美聚集，前者依賴巨大人口市場與應用創新推動數字化發展，后者依靠技術與算力保持數字化領先。未來全球數字化的中美兩極（G2）特征將更加明顯，因而也是中美沖突不斷持續的大背景。在中美兩極特征加深的情況下，現有傳統的經濟版圖將不斷調整，全球的數字經濟、數字金融、數字貿易中心將加速向中美聚集，為中國的數字化發展帶來巨大發展機遇。
二、數字頂層——解決數字化規劃路徑問題
當前階段的數字化發展，基本還處于分布式與條塊分隔的狀態，系統不通、數據分隔，導致數字化的效能遠未發揮到最大潛能。
從本質上看，數字化發展是匯集、創造、運用數據進行優化決策與提升效益的系統工程。數據在社會經濟全方面、多層次、上中下游鏈條的貫通與運用，使得社會經濟的系統化特征更加清晰，數字信息傳遞的廣度與深度也將更快滲透到各個環節。因此，數字化更適合運用全局性頂層設計。結合社會經濟發展規劃與功能需求，實施數字化的頂層設計，才能抓住數字化發展的大方向與長遠發展節奏與目標。每一步、每個地區與每個部門的數字化應充分考慮頂層設計的任務分解，這樣各地各部門合力才能凸顯，避免各方無序制定、堆積數字化方案，缺乏戰略協同與對接，導致沖突、浪費與無效現象。
三、數字構建——形成數字化發展的具體框架與發展路徑
數字構建包括數字理想布局、現實對比評估、構建改善方向與實施手段四個方面。首先是基于頂層框架，形成未來數字化發展需要的數字理想布局，包括構架全景圖與路徑發展圖。其次，以數字理想布局為基礎，對現有數字資源的范圍進行對比，可以清晰看到當前數字資源面臨的短板與不足；對現有數據資源質量的評估對比，可以發現現有數據質量的不足。第三，依據數據評估，為下一步的數據的改善與擴展方向制定更為精準與清晰的方向、目標以及發展階段，解決無序數字化的弊端。最后，基于數據改善方向、目標以及發展階段，設計改善與擴展數據的具體方式，包括通過感知設備采集新的必須數據、衍生計算新的數據、引入外部數據、開展調查生成數據等等。
四、數字痛點——解決為何要數字化與數字化驅動力的問題
我們在對數字化的調查中發現，各地各地區都在競相抓緊提出數字化方案與設想，“比學趕超“的風氣濃厚。在當前形勢大好的數字化進程中，更要防止“形式主義”抬頭。從發達國家的數字化經驗看，市場需求與效益驅動是主流，政府不是市場主體，作用較小。在中國，政府是數字化的主要推動者，更可以從全局與頂層設計推動數字化，但一些基層政府也有形式主義的傾向，不排除出現為了應付數字化而進行所謂“偽數字化”。因此，在大力倡導數字化過程中，應特別重視需求驅動，以解決實際痛點、提升效率與創新實效亮點為出發點，而不是以單純建立大屏與可視化圖表的“偽數字化”的形式主義。
五、數字設施——重視確保數字化優勢的基礎設施建設
中國四十年來改革開放的成功離不開中國基礎設施的快速發展。在全球數字化背景下，傳統經濟版圖出現重新洗牌，加速向數字經濟版圖邁進。中國在全球數字化版圖變化中面臨重大的機遇，而抓住這一機遇的核心就是加速構建數字基礎設施，以此才能確保成為全球數字經濟真正的兩極之一。
數據基礎設施包括著圍繞數據收集、存儲、傳輸、清洗、處理、應用、交易與安全等一系列的軟硬件的基礎性軟硬件。尤其是當前5G、未來6G以及衛星通訊技術決定了數據傳輸速度，這將成為全球各國經濟競爭力與響應速度高低的關鍵基礎，而算力基礎則是數字化應用關鍵競爭力的核心。
六、數字安全——凸顯數字化中的運行根基的重要性
隨著數字化程度的進一步提升，一個依托數字運行的社會經濟體系將越來越清晰。在此基礎上，數字安全的重要性也越來越凸顯。而且，隨著數字化程度的提升，數字安全的重要性不是線性增加，而是呈指數化增加。人類社會經濟的集中度前所未有的集中在數字領域，相應的，風險也將前所未有的集中在數字安全領域。
極端情況下的外部人為攻擊、太陽電磁沖擊與數字化系統內部意外與蓄意破壞，都可能會社會經濟運行帶來系統性與災難性的損失。有鑒于此，必須要從頂層設計角度加強數字安全，防止系統集中可能受到的沖擊。集成與一體化的數字系統對提升效率十分重要，但備份與平行系統也是避免系統性風險沖擊的必要數字安全措施。
七、數字效能——重視發展數字化的衡量效果
衡量數字化成功的標準包括是否推動了效率變革，在效率、負擔與成本方面是否有明顯改善。因此，效能是檢驗數字化改革成果的主要標準，從數據的自動收集、填寫、匯集與處理到切實減少人工負擔，到提升政府工作能力與經濟社會運行質量等。在數字化過程中，碎片化與不協同的數字化未必能夠提升數字化整體效能，甚至可能形成“數字負擔”。
我們在調研過程中發現了一些普遍問題：一些機關與企事業單位同時擁有多個數字化系統，系統內部實現了數字化，但系統之間沒有打通，導致系統之間的數據交流回歸人工操作。面對龐大高頻的數據交換，對人工而言形成了典型的“數字負擔”。除此之外，各類碼識別信息的系統分隔，造成了大量重復數據填報的負擔。因此，數字化不僅要重視消除存量“數字負擔”，更要避免形成新的“數字負擔”。
八、數字邊界——數字化滲透不是無限的，需要尊重隱私的問題
在國內數字化的推進過程中，壓倒性的聲音是加速全面推進數字化。不容置疑，數字化社會帶來的便利與效能是顯著的。但從辯證角度看，數字化滲透不是無限的。數字化之所以在中國可以加速推進，一方面是因為中國的市場與用戶群體龐大，在數字化應用方面有相對其他國家無法比擬的優勢，還有一個原因是國內在數據隱私方面意識相對淡薄與保護力度有限，數字邊界模糊，從而客觀上推進了數字化的飛速發展。從國外實踐看，數字化推行相對緩慢的一個原因是個人與企業注重數據隱私，從而制約了數字化的推進速度。
面向未來，數據信息的重要程度將進一步提升，數據的資產特性也更加凸顯，個人與企業的數據意識也會進一步加強，這些都將使得數據邊界越來越清晰。因此，在數字化過程中，需要充分認識到數字邊界的問題，把握好數字社會發展與數字邊界之間的平衡。如果前期忽略這個問題，未來遲早要為此進行調整甚至會出現回撤的陣痛。
九、數字平衡——解決數字化發展過程中出現的“數字貧困”與“數字鴻溝”問題
數字化的加速意味著經濟結構、經濟布局與財富的重新調整。發達國家的經驗表明，擁有先發優勢與壟斷地位的企業已經在數字化轉型中獲取與掌握大量的社會財富。同時，部分小微企業面臨營收減少與數字化轉型挑戰，龐大低學歷人群也面對收入下降甚至工作轉型的困境。在中國消除絕對貧困的情況下，需要重視弱勢群體在數字化中可能出現的“數字貧困”問題，尤其是需要配套必要的扶持與培訓。
另一方面，在制定數字化目標方面，追求便利是重要的一環。然而，當前數字化應用系統有越來越復雜的趨勢，無形中把部分難以使用數字應用的群體排除在外，導致在共享數字福利與便利方面出現“數字鴻溝”。因此，設計與推廣簡便易用實用的數字化應用系統至關重要，唯此才能使得最廣泛的群體享受數字化帶來的福利與便利。
十、數字標準——確保數字化領先的制度性問題
工業革命以來全球經濟與社會體系的生產要素主要體現在技術、資金、土地與勞動力四個維度，具體的標準主要由歐美標準主導,體現在目前全球技術標準體系、經濟框架、貿易體系、金融體系與國際規則等各個方面。在數字化加速發展與全球形成中美兩極以后，全球的經濟與社會格局出現明顯的變化，數字經濟的生產要素除了以上提到四方面外，還增加數據這一新的要素，而且由于數據是新加入的要素，其邊際重要性還處于逐步增強的趨勢。這為中國更多參與與影響全球規則與標準帶來了難得的契機。中國積極參與數字要素標準的制定與實踐，一旦在數字要素標準方面占領先機，則中國對全球數字化的影響將不僅體現在體量方面，而是在制度性領先方面形成優勢。
數字化發展三部曲之二
數字化發展的八大趨勢
在本文中，我們著重提出數字化發展的八大趨勢，涉及數據形態、應用技術、應用方式、實現功能、決策領域、數字邊界、數字變現與數字格局。
一、數據形態趨勢——傳統數據-大數據-定性信息量化
從本質上看，數字化是匯集、創造、運用數據進行優化決策與提升效益的過程。因此，信息的量化是數字化的前提與基礎。傳統的統計數據是數字化的起步，但無法支撐全面有效的數字化。大數據的出現極大擴展了數字化在企業、消費者等微觀領域的應用，促進了數字化的大發展。未來，數字化分析的領域除了包含當前已量化的數據外，更重要的將會拓展到定性信息領域，將其量化或數字化，轉變為計算機系統可以識別與處理的信息。因此，首先掌握定性信息數字化的技術與應用，將掌握著未來數字化的數據資源優勢。
二、應用技術趨勢——人工分析-人工智能
數字化應用的主要特征是對海量數據進行高效分析。數據海量體現在：頻率從低轉高、顆粒度從粗到精、維度從面到點等方面。數據的分析應用，集中在對數據進行系統化分析，其中不僅是數據的統計運算，更需要識別風險因素與智能化的響應。這些都對數據量與應用技術要求越來越高，傳統的人工低效定性判斷無法完成，必須要廣泛采取智能邏輯判斷、自然語言技術、機器學習與深度學習等技術來實現數字化應用技術的迭代與提升。率先從人工分析轉向人工智能分析，則可以在數字化應用方面取得先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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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應用方式趨勢——線上化-人機交互-融合
數字化的應用趨勢包括三個階段，線下工作線上化、人機交互與人機融合。當前的數字化仍主要處于初級階段，即是線下工作與業務實現了部分線上化，尤其是新冠疫情加速了線上化的進程。線上化解決了工作流程、傳輸與存儲等方面的系統化與電子化的問題，效率有了一定的提升。數字化應用方式下一個階段是突破人機交互。目前，人工智能的運用，推動了人機交互的發展，包括簡單的人機對話以及移動終端的人機信息交換。這個階段的數字化特點是人機之間開展信息交互，系統可以更好更快了解人的意圖與開展更精準的信息交流，進一步提升了數字化的效能。
第三階段數字化是人機融合，即突破傳統的視覺、聲音與手觸覺的人機交互模式，在腦神經、情緒、肢體形態甚至意念方面達成更快、更精準的信息傳遞與智能運算。這個階段將推動大規模的生物植入芯片應用，“半數字人”與“數字人”將開始出現。當前時期，加速第二階段數字化的應用推廣以及提前布局第三節階段數字化研發，將會極大加速推動數字化發展進程與水平并開發十分廣闊的市場應用。
四、實現功能趨勢——展示-風險分析-決策
數字化發展實現功能的初級階段需要解決的是數據匯集與展示的問題，可視化是這一階段的主要特征。但可視化只是加強了數據展現能力，并沒有根本解決數字化賦能這一重要目標。實現功能趨勢的第二階段是數字化賦能，其中最為核心的識別風險與預警響應。通過數字化系統，可以精準實現預警，解決了過去人為無法及時識別與處置風險的痛點。第三階段的實現功能是進入到決策階段。隨著算力的完善與數據的擴展，數字化系統將逐步具備決策功能，即實現真正意義的數據決策賦能，這是數字化的高階階段。
從當前的數字化實現功能看，主要集中展示這一階段，數字化賦能的潛力遠未被激發出來。率先在風險分析與決策方面實施突破，將能顯著提升數字化賦能的水平與競爭力。
五、決策領域趨勢——城市大腦-產業大腦-決策大腦
數字化決策能力是數字化最鮮明的特點。從當前的數字化實踐來看，中國的數字化決策是首先在城市大腦方面取得突破，尤其是在交通與民生方面有一些創新應用。然而，未來的數字化決策領域遠超城市大腦本身。從實體經濟發展看，更為基礎與關鍵的是如何利用數字化為實體經濟賦能。因此，產業領域的大腦將是從經濟社會角度最為重要的數字化發展應用。當前國內部分數字化新進省份，如浙江等提出“產業大腦”概念，正是在城市大腦基礎上的領域突破。
在產業大腦方面，首先容易實現突破的是制造業大腦與產業鏈大腦，下一步將逐步向服務業大腦與商業大腦擴展，隨著服務業在GDP比重的進一步上升，服務業大腦與商業大腦將成為產業大腦最核心的形式。產業大腦之后的下一階段應用重點將體現在決策大腦層面，即基于風險預警與響應工具，建立決策大腦，開展數字化與智能化的決策分析。這體現在政府側就是“政策大腦”，其將成為大幅提升數字政府的精準施政能力與國家治理能力的數字化基本工具。
六、數字邊界趨勢——模糊-清晰
數字化之所以在中國可以加速推進，一方面是因為中國的市場與用戶群體龐大，在數字化應用方面有相對其他國家無法比擬的優勢，還有一個原因是國內在數據隱私方面意識相對淡薄與保護力度有限。換句話說，中國數字化的初期階段數字邊界是模糊的，數字化發展享受了數據邊界模糊的紅利，從而客觀上推進了數字化的飛速發展。從國外實踐看，數字化推行相對緩慢的一個原因是個人與企業注重數據隱私，數字化界限相對清晰，從而制約了數字化的推進速度。
面向未來，數據信息的重要程度將進一步提升，數據的資產特性也更加凸顯，個人與企業的數據保護意識也會進一步加強，這些都將使得數據邊界從模糊逐步過渡到清晰。因此，在數字化過程中，需要充分認識到數字邊界的問題，把握好數字社會發展與數字邊界之間的平衡。如果前期忽略這個問題，未來遲早要為此進行調整甚至會出現回撤的陣痛。
七、數字變現趨勢——數據“粗礦”-數據價值挖掘-數字化操作系統
數字化應用的持久性最終要體現在數字產品方面，即實現數字化的市場變現。數字經濟時代中數字作為核心生產要素的重要性越來越明顯，數據本身的資產特性與價值也將越來越明顯。因此，數字化最基本的產品方式是數據本身或數據“粗礦”，即產生與提供特定的數據作為變現產品，這是數字產品的基本形態。隨著數據分析專業化要求越來越高，數據“粗礦”越來越無法滿足是數字經濟時代的需求，專業的數據價值挖掘需要將逐步凸顯，從而將催生出大量的數據價值挖掘供給產品，加速數字化GDP的增長。這就是數字變現趨勢的第二個階段。
第三階段是數字化的操作系統，這種數字產品形態將是滿足數據“粗礦”、數據價值挖掘、數據決策與定制化服務的集成。類似目前使用的辦公軟件系統，未來將出現專業化、智能化的數據分析管理與決策系統，其不僅體現在軟件層面，也將拓展與帶動硬件升級，從而推動數字變現價值進一步擴展。
八、數字格局趨勢——傳統經濟版圖-數字時代新中心
從全球格局來看，全球傳統經濟模式具有三元特征，即歐美為全球主要消費中心，東亞為主要制造中心，其他地區為主要原料來源地。美歐日（G3）是全球三極。然而，數字化時代，經濟向中美聚集，前者依賴巨大人口市場與應用創新推動數字化發展，后者依靠技術與算力保持數字化領先。未來全球數字化的中美兩極（G2）特征將更加明顯。在中美兩極特征加深的情況下，現有傳統的經濟版圖將不斷調整，全球的數字經濟、數字金融、數字貿易中心將加速向中美聚集，為中國的數字化發展帶來巨大發展機遇。
從地區經濟格局看，長期以來，中國形成了以北京、上海、深圳為主體的經濟與金融中心。這些中心的形成是長期以來政治因素、地理因素與國際環境綜合形成的。在數字經濟時代，國內經濟面臨洗牌與重新布局的可能。如數字化、能源結構與交通結構的變化打破了原有地理位置的約束，如貴州可以發展為中國的數據中心之一。對其他地區，借助數字經濟的巨大機遇，同樣也可能形成新的數字優勢。如浙江利用自身在商業數字化與輕工制造業的優勢，在數字版圖調整背景下，有潛力發展為全球新的數字化制造與數字貿易中心，甚至基于數字技術與數據資產的匯集與應用，有潛力形成全球數據交易中心。
數字化發展三部曲之三
數字中國先行省浙江的實踐與發展探討
在數字中國加速推進的過程中，浙江無疑是數字中國的先行省與全球變革高地之一。從改革開放以來，浙江以私營經濟作為先導，實現了向中國制造大省與外貿大省的轉型，再以此為基礎，構建了全球電商交易中心，奠定了浙江在數字經濟的應用與技術全球領先優勢。依托數字經濟的領先優勢，浙江率先在政府管理方面實現了“最多跑一次”改革和政府數字化轉型的重大創新。
2021年，浙江又在全國率先提出了全方位數字化改革的目標，并提出了浙江數字化改革的重點任務是加快構建“1+5+2”工作體系，搭建好數字化改革“四梁八柱”。“1”即一體化智能化公共數據平臺；“5”即五個綜合應用；“2”即數字化改革的理論體系和制度規范體系。
預計到2025年，浙江的數字經濟增加值占生產總值比重達到60%左右，超過全國10個百分點；浙江將在數字經濟先行省、全球數字變革高地、全球數字貿易中心等方面進一步取得突破。
為更好推動浙江數字化改革有效、快速與扎實推進，始終引領全國與全球，我們基于近期開展的有關調研，從思維、趨勢、目標、構架、導向、效能、社會、邊界、安全九個方面提出深化推進數字中國先行省浙江的數字化改革有關發展思路。
一、在思維層面，重視數字化全局思維觀與避免局部區域思維
浙江當前已經在全國乃至全球數字化發展方面取得領先地位，數字化發展進入無人區，很多領域無經驗參考。下一步，浙江要能在數字經濟先行省、全球數字變革高地、全球數字貿易中心建設等方面進一步取得突破，全局性的數字化思維是重中之重。也就是說，浙江更需要跳出自身的地區與局部思維觀點，站在全國與全球數字經濟發展潮流之上，充分監測、學習與展望全球數字經濟與技術發展大勢，在此基礎上，制定適合浙江發展且能引領全國全球大趨勢的數字化改革戰略與行動措施。
二、在趨勢層面，重視布局未來發展階段與避免慣性思維
從數據形態趨勢看，當前處于從傳統數據、大數據應用階段，未來數據形態將向定性信息量化拓展。從數字應用技術發展看，當前人工分析為主的趨勢將被人工智能工具替代，越是重復性與可以量化的工作，被人工智能替代的速度越快。從數字應用方式趨勢，從當前線上化進一步向人機交互再向融合方向發展。從數字化實現功能趨勢看，展示與可視化的階段已經不再具有先進性，未來將逐漸向風險管理與決策階段升級。從數字決策領域趨勢看，城市大腦將進一步延申到產業大腦與決策大腦。從數字變現趨勢看，數據“粗礦”是最基本形態，之后是大規模的數據價值挖掘與專業化與智能化數字化操作系統產品。
三、在目標層面，重視打造全球數字中心與避免單純圍繞制造升級
數字化是超過國界與行業的生產方式的變革。基于傳統經濟的制造中心、能源中心、貿易中心、經濟中心與金融中心將面臨洗牌或被淘汰的危機。基于數字經濟時代中美兩極發展趨勢，浙江下一步數字化不僅僅是幫助浙江傳統制造基地的數字化升級，更應該在全球數字綜合中心這個方面充分全面謀劃，以服務業的數字化與相關數字化技術為中心，向數字技術創新中心、數據基礎設施中心、數字技術與資產交易中心、算力中心、數字硬件中心延申與布局。
四、在架構層面，重視數字化改革頂層構架與避免無序堆積
“十三五”以來浙江地方政府數字化轉型的主要發展特征是各地各部門建設形成了大量獨立的數字化系統。基于“十四五“規劃與2035遠景目標，浙江應更加重視從頂層設計角度充分融合與配合社會經濟發展目標與路徑。在此基礎上的數字化改革應是自上而下建立頂層設計，每一步、每個地區與每個部門的數字化改革應充分考慮頂層設計的改革分解，這樣各地各部門合力才能凸顯，避免各方無序制定、堆積數字化改革方案，缺乏戰略協同與對接，導致沖突、浪費與無效現象。
五、在導向層面，重視痛點驅動與避免形式主義
我們在對數字化改革的調查中發現，各地各地區都在競相抓緊提出數字化改革方案與設想，“比學趕超“的風氣濃厚。在當前形勢大好的數字化改革進程中，更要防止“形式主義”抬頭。從發達國家的數字化經驗看，市場需求與效益驅動是主流，政府不是市場主體，作用較小。在中國，政府是改革的主要推動者，更可以從全局與頂層設計推動數字化，但一些基層政府也有形式主義的傾向，不排除出現為了應付數字化改革而進行所謂“偽數字化”。因此，在大力倡導數字化改革過程中，應特別重視需求驅動，以解決實際痛點為出發點，而不是以單純建立大屏與可視化圖表的“偽數字化”。
六、在效能層面，重視數字效率與避免形成“數字負擔”
衡量數字化改革成功的標準包括是否推動了效率變革，在效率、負擔與成本方面是否有明顯改善。因此，效能是檢驗數字化改革成果的主要標準，從數據的自動收集、填寫、匯集與處理到切實減少人工負擔，到提升政府工作能力與經濟社會運行質量等。在改革過程中，碎片化與不協同的數字化未必能夠提升數字化整體效能，甚至可能形成“數字負擔”。
七、在社會層面，重視共享數字福利與避免造成數字貧困與鴻溝
數字經濟的加速意味著經濟結構、經濟布局與財富的重新調整。發達國家的經驗表明，擁有先發優勢與壟斷地位的企業已經在數字經濟轉型中獲取與掌握大量的社會財富。同時，部分小微企業面臨營收減少與數字化轉型挑戰，龐大低學歷人群也面對收入下降甚至工作轉型的困境。在中國消除絕對貧困的情況下，浙江作為數字先行省應更重視弱勢群體在數字經濟中可能出現的“數字貧困”問題，強調制度創新，探索出數字經濟時代消除數字貧困的新思路。
另一方面，在制定數字化改革的目標方面，追求便利是重要的一環。然而，當前數字化應用系統有越來越復雜的趨勢，無形中把部分難以使用數字應用的群體排除在外，導致在共享數字福利與便利方面出現“數字鴻溝”。因此，設計與推廣簡便易用實用的數字化應用系統至關重要，唯此才能使得最廣泛的群體享受數字化帶來的福利與便利。
八、在邊界層面，重視數據使用邊界的劃分避免持續模糊化
數字化之所以在中國可以加速推進，一方面是因為中國的市場與用戶群體龐大，在數字化應用方面有相對其他國家無法比擬的優勢，還有一個原因是國內在數據隱私方面意識相對淡薄與保護力度有限。換句話說，中國數字化的初期階段數字邊界是模糊的，數字化發展享受了數據邊界模糊的紅利，從而客觀上推進了數字化的飛速發展。從國外實踐看，數字化推行相對緩慢的一個原因是個人與企業注重數據隱私，數字化界限相對清晰，從而制約了數字化的推進速度。
面向未來，數據信息的重要程度將進一步提升，數據的資產特性也更加凸顯，個人與企業的數據保護意識也會進一步加強，這些都將使得數據邊界從模糊逐步過渡到清晰。因此，在數字化過程中，需要充分認識到數字邊界的問題，把握好數字社會發展與數字邊界之間的平衡。
九、在安全層面，重視數字系統安全與避免風險集中
數字經濟社會的基石是數字安全與網絡安全。一旦基礎性的數字系統與網絡持續癱瘓，其影響甚至可能超過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的損失，尤其是對浙江這樣以數字經濟發展為核心命脈的地區，數字化改革要格外重視數字安全與網絡安全，防范極端情況下的外部沖擊與內部意外的破壞性。有鑒于此，必須要從頂層設計角度及時部署備份與安全防護措施等，尤其是對高度集成化與整體性的數字化體系，更需要防止系統性風險導致的巨大沖擊。
